上海自贸新片区:卓越全球城市高支点

  章玉贵

  [纵观上海自贸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其关键词主要有四个:投资贸易自由化、风险管理、产业竞争力以及扎实落地。可谓纲举目张,首尾相顾。]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下称《方案》),明确在上海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以及小洋山岛、浦东国际机场南侧区域设置总面积为119.5平方公里的新片区。

  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原则,先行启动南汇新城、临港装备产业区、小洋山岛、浦东机场南侧等区域。并在已有开放创新举措的基础上,以更大开放力度,更具操作性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举措,辅之以有效的风险管理制度,全力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与其他相关要素密集汇聚上海。

  临港新片区将成为上海提高城市发展能级的重要支点

  《方案》提出的目标是到2025年,建立比较成熟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体系,打造一批更高开放度的功能型平台,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区域创造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经济实力和经济总量大幅跃升;再经过10年的努力,即到2035年,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形成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成果,打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成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国务院还特别要求上海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新片区,加快形成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和管理体制,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参与国际市场的活力。

  纵观上海自贸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其关键词主要有四个:投资贸易自由化、风险管理、产业竞争力以及扎实落地。既明确要求上海在总结自贸区建设6年来经验的基础上以更高的国际坐标先行先试,更给出了比以往更具操作性也更有穿透力的路线图与执行与反馈机制。可谓纲举目张,首尾相顾。

  事实上,总体方案的23条相关要求、操作和实施细则,堪称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系统阐述的“五更开放思想”的首个国家级平台,是习近平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思想的实践载体。而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等五个方面开放举措的“五更开放”,既有严密的经济学逻辑,又具有宏观经济政策的整体协调性,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核心要义与战略设计。

  如果把时间光谱推前到2018年1月,可以发现,在当年1月4日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即明确要求,到2035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再结合本次自贸区扩片提及的2035年发展目标,可见国家已将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规划与建设视作上海在未来15年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的重要支点。

  上海应成为中国参与全球顶层分工的“力量杠杆”

  而从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宣布将支持上海进一步开放发展的三大政策的实施进展来看,无论是刚刚落地的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还是业已常态化运行的“科创板”,乃至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显著加快,以及今年1月17日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稳步推进,无一不显示国家对上海作为区域核心城市的“龙头”作用的高度重视;无不凸显业已持续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依然有太多改革需要推进,深层次的开放更不能停息;无一不体现出国家对上海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殷切期待。

  笔者认为,从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的历史与现实视角以及基于更高质量发展的参照系来观察,云集了国内外先进制造业的临港新片区,在被赋予“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新历史使命之后,基于临港新片区在投资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入流出和自由兑换方面的高起点与高质量探索,完全有可能打通贸易价值链与先进制造业以往存在的惯性隔离带,再结合陆家嘴和外滩金融街金融要素不断增强的市场定价、交易和配置能力,使得临港新片区极有可能成为上海在21世纪上半叶参与国际顶层分工的新桥头堡。其肩负的历史使命与作为高质量发展样本的先行先试,也将构成未来20年乃至更长时期内上海自我变革的内生性驱动力。

  可以预计,随着临港新片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其将逐步发育成为上海担当国家作为21世纪全球经济担保人的重要战略据点。6年前,笔者曾预测,以当下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的趋势,我国要实现由贸易与制造大国向资本与产业强国的转变,必须有一个深度嵌入全球金融与贸易分工价值链的桥头堡来引领;而从纽约与伦敦等处于高端产业分工顶端的超级城市的发展逻辑来看,上海理应打造成“东方华尔街”,进而锻造“纽伦沪”格局,在国家的强力支持下,以十二分的紧迫感率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至于全球经济担保人,这是基于中国经济崛起进而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后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角色担当的基本判断,也是国家参与乃至积极主导全球治理改革的自然逻辑延伸。

  应当看到,当今世界的担保人体系正在加速裂变。英美之所以先后成为全球体系担保人,背后依靠的除了傲视他国的工业与贸易体系之外,更有一项特殊优势,即密布全球的海上力量投送与打击体系、柔性商业干预和无形的金融控制体系。换言之,英国之所以能够长期扮演全球经济体系最后担保人角色,所依仗的主要有两个力量工具:武力和金融。前者蕴含的是对科技领先优势的长期把持,后者则是强大制造业、全球贸易价值链和金融定价权的有效整合。而从全球经济金融竞争与格局变迁史的视角观察,业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迟早会在全球经济担保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趋势,不是美国蓄意发动贸易摩擦、技术争夺乃至以可能的金融战就能打断的。

  在愈加不确定的世界里,未来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对产业控制力、贸易与金融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争夺。任何一个经济体,要保持强劲的创新能力与经济竞争活力,就必须在上述三方面发力。

  未来一段时期,上海应以自贸区的扩片为战略抓手,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与高质量落实,辅之以减税与逐步对标国际自由港政策来吸引国内外高端要素集聚;另一方面,需大力发展离岸金融与离岸贸易,实现要素与资源整合,完善负面清单机制,培育上海作为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高质量样本。当然,在愈加不确定的世界变局中,上海更要以动态与理性的视角审视可能面临的诸多约束条件。尤须整固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核心引领地位,夯实作为全国战略产业运营管理中心地位,升格在亚太经济版图的“锚”角色,加快培育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气质,进而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顶层分工的“力量杠杆”。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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